中国短兵近代至今的发展

“国术”在结构上也如同国学，它并不是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它不但将社会上各自表述的诸多概念如武术、拳术、武艺等，整合编入一个更为宏观明确的概念，还从技术类别到管理体制，从理论构建到竞赛规则，初步建立起一套略具规模的制度。尽管它存在不少缺陷，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次对民间武术体育化的整合与改革，更是一个民族传统体育体系的建构工程。它是在张之江“国术科学化”的主张之下，通过现代制度文化对传统武艺的竞技化改良。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国势贫弱，使这项工程进展艰难。后来抗日战争兴起，试验工作基本上嘎然而止。总之，国术体系的建构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但平心而论，国术工程留给我们不少值得借鉴和参照的东西，是一笔不可以忽视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短兵项目的制定和推广就是当时的“国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张之江和他周围的一批武术家为武术短器械设计的竞技形式。

短兵创立之初，名称和技术都经历了某些变化。

无庸讳言，短兵的创制受启发于日本剑道。但鉴于当时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反感，倡导其事者便想区别于剑道，希望它能充分体现中国武术的特点，体现中国古代剑文化的精神，所以最初就取名“击剑”，以表明中国剑术悠长深邃的文化源渊。1931年全国运动会时颁布的《国术规则》中，就使用了“击剑”一词。但同时期，军队系统则普遍使用“劈剑”一词。1929年中央军校的第六届毕业运动会上，就有毕业生的劈剑比赛。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劈剑”到底是日本剑道还是中国短兵。从当时军事训练深受德日影响来看，采用日本剑道设备的可能性相对要大。然而，中国武术的短器械以刀剑为两大宗，此外还有鞭、锏等，故，短兵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都不能不考虑到了技术上的兼容性，这方面用心甚多，颇有成绩。

也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这项原本被称为“击剑”的运动却被人们不约而同地改称为“短兵”，一直保持到今天。人所共知，短兵是古代对所有短兵器的统称，因时代不同，所指亦有所不同，但它从来都不专指某一种兵器。现在的“短兵”却是一个专用名词，它就指作为武术器械竞技项目的短兵。

自民国十七年（1928）第一次“国术考试”时，短兵正式出台。

据马明达教授回忆，熟悉国术馆掌故的杨松山、何福生等先生曾对他说，发展短兵的计划早就被提出，主要倡导者是近代著名武术家马英图先生，既马明达先生的二叔，同时还有李景林先生和当时有“朱氏四杰”之号的朱国福、朱国禄先生。杨先生说，主要在英图先生的带动下，国术馆一期教授班的学员已经用日本竹剑或自已制作的短兵进行竞赛活动，规则就在这些摸索中逐步形成。短兵出台较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当时制作材料的限制，短兵的质地和护具的式样等都不能令人满意，过粗过软的器械形制往往不被人们所接受，这对短兵的推广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短兵在当时的国术馆仍然受到广泛的喜爱。

民国二十年（1931）中央国术馆颁布了《国术比赛规则》，其中的第四章是《击剑比赛细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短兵比赛规则，对短兵运动的开展无疑起到推动作用。

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第二次“国考”，基本按《国术考试条例》和《国术比赛规则》实行，短兵是正式比赛项目之一。此后，其传播面积迅速扩大。举例说，在国术馆制度发展得最好的山东省，短兵的开展也相当好。据《大公报》1935年4月初的连续报道，1935年4月19日到23日，山东举行第三届“国术省试”，参加应试者600余人，短兵第一次被列为比赛项目。据当时的传媒报道，经过从21日到24日的比赛，各种项目一共录取男女运动员107人，其中有短兵运动员毛树勋等20人，从所占比例上可以看出短兵发展得相当快。

在此之前，济南市举行过本市参加“省试”的选拔赛，参加短兵比赛的有7、8人，入选者为王连海一人。其他市县也举行了选拔赛，以青岛的选拔赛最盛大，参加短兵比赛的有20余人。山东以外，其他国术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如河北、河南、江苏等都开展过短兵比赛。地处西北的甘、青两省，特别是甘肃省会兰州，在先祖父马凤图的大力推动下，也得到一定开展，后来，即是在短兵销声匿迹之后，兰州市的短兵活动仍然不绝如缕地存在着，小范围的表演和竞技活动一直持续到1967年前夕。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形式体育受到重视，短兵运动仍在开展。

1953年11月上旬，在天津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短兵是正式项目之一。与此次运动会相配套的各省和各大区选拔赛上，短兵也是独立项目之一。天津大会的短兵比赛是在从四个大区选拔上来的6名运动员中进行的，比赛取循环制，实际是名次决赛，大会规定前四名有奖。

比赛结果，我的二伯马贤达，当时在河北师范学体育系上学，他代表华北区参赛，以五战不败的记录荣获冠军。亚军是华北区的王建奇。以下，第三名是东北区孙德兴，第四名是中南区魏大鸿。大伯马颖达当时是西师院体育系学生，代表西北区参赛，名列第五。马贤达勇夺冠军，马氏弟兄同时参加短兵比赛，这是大会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传媒十分关注，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记录片《民族形式运动会》专门拍摄了他哥俩短兵比赛的镜头，当年第12期《新体育》也刊出了他们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人所共知，1953年以后对民间武术界进行了整顿，随之对武术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原属于“国术”体系的许多民族传统项目都从武术运动会上黯然退出，短兵自然也随之消失。“文革”结束后，武术形势出现变化，一段时间武术大热，不少人提出恢复散手、短兵等传统项目，以改变新编长拳一花独秀的不正常局面。于是，以北京体院、武汉体院为主要实验基地，进行过短兵训练和内部比赛，在南昌、太原先后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也曾有短兵表演，然而也是昙华一现后又匆匆消失，这一停滞就将近20年。

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父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重新审视“国术”试验的成果，从传统武术的丰富宝藏中吸取养料，从民族体育先贤的成果中寻求借鉴，增广见识，开拓思路，重新建构武术竞技体制，从而根本上解决当前武术竞技练打分离的现象。考虑到条件相对成熟，他主张短兵可以先行一步，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把长兵推出来，进一步完善以武术为核心的民族传统体育体系。他先后在各种杂志与会议上，撰文呼吁恢复短兵运动，先后发表了《积极恢复短兵比赛 改革武术竞技体制》、《短兵运动之我见》等文章。

因此，从1999年开始，马明达教授决定自行恢复短兵运动。这是一个须多方入手的工程，首先是解决器材问题；其次是搜集有关资料并研究和制定规则；第三是大力培养教练员和运动员；父亲在这三方面差不多是同时展开的。他带领包括我在内的若干通备弟子，一同在家制作短兵，除满足自己训练以外，还将短兵分赠于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与此同时，父亲不辞辛苦地推广短兵技艺，从理论到技术，亲自讲授，亲自示范，年近六旬的父亲常常大汗淋漓，十分辛苦。为了系统整理短兵技术和完善短兵规则，尽快将短兵推向社会，父亲收集资料，草拟提纲，撰写了书名叫做《中国短兵》的简易教材。

期间，他还特地从兰州请来三哥马令达，老弟兄俩研究技术，向初学者传授技艺，并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马明达教授重振短兵的工作，一开始就得到华南师大的校领导和体育科学学院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的关注，甚至还委派对应的官员专程到广州考察短兵的开展情况。在他的引领下，广州的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批成规模开展短兵运动的高校，不但建立起学生俱乐部，还开设了大学的公选课。

2003年初，在马明达教授组织下，在广州进行了第一次暨南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校际短兵比赛，参赛选手达百余人。此后，校级比赛变为常态化，有时候还有包括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当地武术社团的爱好者前来观摩体验。受广州短兵运动兴起的影响，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主动联系，尝试学习短兵，并很快传至美国、日本、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与此同时，国内其他体育院校，如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等也逐步开始尝试恢复短兵。若干种短兵教材也相继问世，其中2003年由马贤达主编的《中国短兵》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短兵教材，这与1945年温敬铭先生撰写的《短兵术》之间相较，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此后，包括北体大王华峰老师等也相继出版了短兵教程，由此说明中国短兵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正再次浮出水面。

2004年在西安体院举行了首届全国武术短兵教练员培训班。一些地方高校也相继开设了短兵课程，例如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大学、西安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2009年，总局武术管理中心在佛山举办全国长、短兵观摩交流赛，父亲带领我与师兄郭裔组队参赛，师弟耿之矗在这次比赛中以大比分优势获得大级别全国冠军。同年7月，由父亲发起组织的香港国际功夫节开幕，期间举行的世界国术大赛上，短兵项目成为亮点，有超过150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选手参加，比赛激烈异常，这是短兵运动诞生以来，所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赛事。赛后还组织了各队教练就规则与裁判法的适应性进行了座谈。

2013年，全国短兵调赛在武汉体院举行，全国共7支队33人参加，师兄郭裔自费带队参赛，弟子罗川在比赛中获得大级别冠军。2014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上，也设立了短兵项目的比赛。

近些年来，短兵日趋走热，特别是我们建立健公书院后，随着学子们的不断努力，短兵的发展再次进入快车道。我们前后举行了6次比赛，参赛人数不断增加，最近的一次已经过百。今年以来，我们前后组织了多次全国性培训，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组织多次培训，不断推动短兵的发展与普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项运动的兴起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所有爱好者可以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